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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我对同龄知青有信心   

2012-10-17 10:03:2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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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从书本上看历史,是看不到真相的。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,有无数人在参与,就会有很多离奇古怪的小事件发生。写“真实”的人,不可能把平淡无奇的事件写到书中,没人看不是?无可否认的是,生活中绝大多数事件都是平淡无奇的。偏偏,这些平淡无奇的事件,不可能在历史书上得到反映。

        然而,写历史的作者也是人,是人就会有偏见,就会有生活的烙印。他们写书的时候,既会在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主观烙印,又要考虑读者的兴趣,只能选择一些小概率的离奇古怪的事件下浓厚的笔墨作细致的描述,无限放大这些事件的内涵和外延,这就是历史书!

        看这些历史书,如果能够看到历史的真实,活见鬼了不是?

        文革和知青运动已经过去很久了,也有不少亲身经历者写了回忆录。可是,这个“已经过去很久”并没有足够久,毕竟还有更多亲身经历者还活着,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,没有写回忆录的兴趣,甚至没有看文革史或者知青史的兴趣,偶然翻看一下,总的感觉是:这不是历史的全部,甚至不是历史的主流。历史的主流,通常都是湮灭了的。

        最简单的一个事实:文革跟知青不是一回事,尽管这两个历史事件在时间上有重叠,在人物上有重复,可它的本质完全不同。文革是自上而下的对正常社会的颠覆,也就是“绝对民主”,其中的年青学生主体处于受蒙蔽受挑动的冲动状态,学名叫做“红卫兵”。

        红卫兵也不是青年学生的主体,只是其中极少数的一群“红五类”,他们处于强烈的受激状态,能量很大,破坏性很大。年青学生的主体中绝大多数是“非红五类”,还有比红五类人数更多的“黑七类”,“黑七类”中有一类叫做“走资派”的子女,这类人因为父母被打倒而沦落到黑七类的倒霉地步,跟“地富反坏右”的黑五类的地位相仿,却跟“红卫兵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一旦父母得到平反,摇身一变,马上就是“红五类”。

        在现代人写的文革史中,“红卫兵”中少数极端分子的过激行为,被描写为文革史的全部。然而,文革的时间段是有争议的。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存在的时期是1966-67年,1967年的“7,3公告”和“7,24公告”之后,解放军开枪镇压,收缴武器,这种过激行为就已经停止了,接着就是“复课闹革命”,“斗私批修”,“革命革到自己头上”,角色发生转变,前段的逍遥派变成复课闹革命的主体,前段的红卫兵变成逍遥派,前段的极端分子变成“5,16分子”,受到与“走资派”的同等受专政待遇。

        叶帅一锤定音:文革叫做“十年浩劫”,这是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对文革时间段的重新定义,已经被历史学家正式采纳。但是,红卫兵史式的文革,时间段只有13个月而已。这以后,绿军装和红卫兵袖章变成流行时尚,特别黑七类子女也热衷这种服饰,那只是流行服饰,已经不再是那13个月中的红卫兵,完全变质了。

        知青运动最早起源于1963年的湖南省,当时叫做支青,是经济困难的产物。由于经济困难,社会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,黑七类子女被行政命令安排到农村务农。当时有很含糊的行政许诺,叫做“城市户口保留”,务农3年后就可以安排到城市就业,这种行政承诺在少数支青幸运儿身上得到兑现,绝大多数支青得到的却是行政欺骗。怪谁呢?文革把作出承诺的当权派的权力剥夺了不是?倒霉的支青就归化到1968年后兴起的知青队伍中。

        1968年的知青运动,标志着狭义的文革结束,年青学生的主体被强制安排到农村务农,这是一场历史的荒谬,大量年青人就这样把青春虚耗到修理地球的低级劳动中。请注意,他们的流行服装是红卫兵装,他们的人员却不是那13个月中的红卫兵,那13个月中的红卫兵都通过走后门或前门的形式,参军或者招工到工厂,并没有在农村呆多长的时间。

        老毛对当时的状况说了一句名言:“走后门的也有好人”。这种典型的捣糨糊式的风格,就是这一个历史事实的最好诠注。

        “我对同龄知青有信心”,说的是在农村起码呆上3年的知青。我为什么特别强调“在农村呆3年以上”?这跟人的心态转变过程有关,他们没有资格走后门或者前门,属于受歧视的一群。说到受歧视,大家应该明白,从城市到农村的生活变化,可以说翻天覆地。原来在城市,受到父母的照顾,生活无需自理。突然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,洗衣、煮饭、甚至洗澡都变成天大的难题,战天斗地、语言环境剧变,完全不同了。这当然需要3年的适应期:

        头一年,心态是愤怒和挫折,第二年,心态是无奈和落寞。年青人不可能永远颓废的,第三年开始认命,亲身体验最底层的农民的艰难和乐趣。这是一种世界观的转变,从城市身份认同感转变为农村身份认同感,没有3年以上的经历,完成不了这一转化。

        这种转化最重要的一条,就是认识到最底层的社会结构,才是国家的根。树高千尺,不能忘了荫根。完成这样转化的人,有机会站到权力的金字塔上,才能说出“权力民赋”的话。这话谁都会说,奇怪的是,没有切身体会的人,总掂着做官当老爷的身份,扭扭捏捏永远说不出口。当然凡事总有例外,当官的也会就这样的话题说上洋洋万言,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点,用无数理论,把“权力民赋”这四个字,淹灭得无影无踪。

        我曾经讲过,社会公德只有一条:“不得妨碍他人”。真懂的人不多,他们总喜欢用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点,把这一点淹灭得无影无踪。

        比如陈光标,出钱买一部摩托车,把它当众砸烂,以表示对铅酸蓄电池污染环境的愤慨。这种行为,他当然认为“没有妨碍他人”。真的?他妨碍了铅酸蓄电池的整个行业!甚至妨碍了汽车制造业,以至机械制造业!在人类还没有发明出可以取代铅酸蓄电池的大众产品之前,铅酸蓄电池已经广泛应用,无可取代!

        锂蓄电池在性能上优于铅酸蓄电池,但是无论在价格、对环境的污染这两个问题上,都比铅酸蓄电池厉害得多!

        而打砸抢行为是不可控的,只要有一丝打砸抢合法化的理论依据,社会秩序就一定会遭到极大的破坏。别忘了,激发那13个月的红卫兵热潮的“破四旧”运动,实质上就是从打砸抢开始的。

        因此,陈光标砸自己出钱买的摩托车,实质上就是打擦边球,号召打砸抢合法化。这个事件迅速漫延,发展到民众砸日系车的极端行为,陈光标也知道自己难辞其咎。所以,他出钱赔偿遭到打砸的日系车,属于赎罪,不属于做善事。

        我对陈光标之类的公众人物,没有信心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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